【共享】 国企改制模式选择与国资改革专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1 国企改制模式选择与国资改革专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国企改制模式选择与国资改革专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备注：纪要整理未经发言者本人审校。）


会议名称：“国企改制模式选择与国资改革”专题研讨会
——暨天强管理顾问公司七周年庆典媒体答谢会
时间：2006年9月8日（周五）14：00—16：30
地点：上海紫金山大酒店6楼会议室C厅
主办：天强管理顾问 
专家：
杨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兼任上海市工商联（商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专家、上海市国有资产规划投资委员会常任委员；
汪胜洋——上海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体制改革专家，研究员；
祝波善——天强管理顾问董事总经理、首席咨询师，兼任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上海企联管理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企改制与变革管理咨询专家。
与会媒体：
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营报、财经时报、中国经济时报、经济日报、国际金融报、每日经济新闻、大公报、香港经济导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改革报、第一财经日报、东方早报、房地产时报、上海国资、上海企业
独家网络支持：
慧聪网 
会议策划、联络：
骆慧敏：021—68868860—8013


开幕致辞：
致辞人——祝波善，天强管理顾问总经理，全国著名改制重组与变革管理专家。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在这流金的岁月里，天强公司迎来了她生命中第七个春天。首先感谢大家出席“国企改制模式选择与国资改革”专题研讨会——暨天强管理顾问公司成立七周年庆典媒体答谢会。我谨代表天强公司向大家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如今国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国资改革、国企改制领域热点不断，但有些深层次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国企改制模式到底如何选择？国资改革的新方向和新趋势是什么？原则、目标、标准、依据是什么？等等，都亟待研究和探索。天强公司是国内最早关注和参与国企改制重组与变革管理的专业咨询机构，现已成功为包括宝钢集团、烟草集团、中电国际、中冶集团等100多家大中型企业提供了改制重组与变革管理咨询服务，先后接受国家国资委、国家建设部、上海市国资委、四川省国资委等有关政府部门的委托，开展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股权激励方面的政策和课题研究。
今年，天强公司一项改制咨询案例又被选入中国管理咨询委员会高级咨询顾问培训教材。今天组织这次研讨会，我们希望与在座各位专家就国企改制与国资改革问题一起交流和探讨，同时，对于也是我们天强公司向专家、各位媒体记者学习的一次机会。
本次会议也是天强管理顾问公司成立七周年庆典的一部分。天强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稳健发展的专业咨询机构，是本土专业化、特色化、市场化运作的咨询机构代表。管理咨询行业是一个新兴的行业，目前，这个行业内年营业收入200万以上、连续运作五年以上、并能够赢利的企业不到3%。但同时，这又是一个朝阳行业，销售额每年都在50%增长。以硕士、博士为主、具有丰富咨询经验及企业管理经验的咨询团队规模已达到40人，客户区域范围已覆盖全国十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被评为“2005年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管理咨询机构100家”，并居上海管理咨询企业前列。连续三届被评为“上海市信誉咨询机构”。
面对未来的发展，天强将继续实践着“企业变革重组的智力伙伴”的定位，持之以恒地坚持“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以我们的热情与智慧去协助更多的中国本土企业进行有效的变革、转型与超越。
最后，这次会议也是天强公司公司成立以来的首次媒体答谢会。天强公司成立之初，就非常注重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与合作。每年都受邀出席几百场高峰会议和研讨会等，向社会传播关于国企改制重组与变革管理的先进思想和观点，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哈佛商业评论、世界经理人、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日报、上海国资、上海企业等媒体过去都曾对天强公司进行过专题报道和采访，在此特别表示感谢。同时，随着天强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我们也希望与更多的媒体朋友携手合作，得到更多媒体，特别是今天到会的都是业内知名媒体的支持！
最后，对大家出席本次会议再次表示感谢！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第一部分：专家发言
主持：张宏颖——天强管理顾问总经理助理、市场部经理
专家发言一：“新国资”引导国资新一轮调整
专家：汪胜洋研究员，上海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体制改革专家
主要内容：
对这个题目的研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特别是在长三角地区。
一、“新国资”迅速成长
1、江、浙没有国资了吗？——结构变化，总量增加
在杭州湾南岸有3000多平米的开发区，这有多少国资啊。上虞也有30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这些资源肯定是国资。浦东没有大的开发企业，但是有几个开发公司很大。相对比较小的是浦发集团，他相当于是个漏斗，其余几个开发公司都比较大。在苏州发现，苏州的国资不大，为什么不大？因为市管的不大，但是苏州的工业园区很大，市管的国资只有几千万，但是开发区的国资很大，是不是国资呢？
2、巨大的国资规模为什么被忽视？——有别于传统国资的新形式
目前的国资一方面在退，一方面在诞生新的国资，特别是在长三角地区，新国资量膨胀非常快。在国资上我们关心的是国企改革，国资退，而没有关注到很多新的国资。很多人在既定的思维下，没有关注这些内容，为什么这一部分的国资长得这么大？为什么没有引起关注？
在以往的国资规划里，没有把新兴的国资规划进去，这和国资的形式有关，也跟很多人的观念有关，没有认识清楚，这个问题有点被忽视了。
3、什么支撑了新国资的发展？——土地和信贷（背后是政府权力）
这些新国资怎么发展起来的？土地和信贷支撑了他的发展。开发区主要是土地，再加上银行的资金，再加上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快，国际性的制造业转移到我国，土地需求量大，民营企业也发展迅速。浙江在发展民营上有很明确的导向，如果外资和民营有竞争，就不引外资。
这几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很大一块得益于开发区的发展。这种节约化的发展比较有好处。开发区“企业＋政府”的模式，代替了原来的政府，就是一个公司，内部有考核有目标，因此员工也是按照企业人在做事，使得其服务较好。
很多企业不愿意在市区办，主要就是服务的问题。对产业发展和空间需求有一定的满足，此外还有体制创新。
二、新国资和老国资有什么区别？
1、什么是“新国资”
新国资：就是非生产性的国资，新国资的企业都是管理类、投资类，自己不生产，主要是管理和投资，如管理基金，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是为基金等公司提供服务，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提供服务。
2、新老国资的区别是什么？
Ø    来源
老国资主要财政资金和企业自身积累；新国资主要来源于土地和信贷（政府信用）。
Ø    表现
老国资主要是生产经营性企业，改革的主要对象主要是工业企业。自己生产产品，参与市场竞争。
新国资主要是投资类、管理类企业。
Ø    特点
老国资具有人员结构老化、知识水平低；市场竞争激烈，利润率不断降低；与外资、民资直接竞争；计划色彩浓厚，与当地经济发展关联度较低等特点。
新国资具有人员相对年轻、学历程度高；市场竞争有限，利润率逐步提高；为外资与民资服务；直接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与政府发展规划联系紧密，带动型、引领性、支撑性更强等特点。
老国资处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外资、民营竞争，涉及到一个与民争利的问题。新国资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调整，而老国资一般是具有垄断性的。开发区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比较难，需要银行贷款，但是后期发展成熟以后，利润率是上升的，如上海开发区，可以只是通过租赁和服务，每年就会收益利润几十亿。老国资调整掉头很难，如纺织、电器企业。新国资作的不是模式固定的，而是根据需要去做的。如果当地的经济需要发展什么产业的化，就直接转头为这个产业服务。比如上海会展发展，自己就多投资会展和房产，需要港口，就把港口建立起来，国资投入很快，如果等待其他资金会很慢，可以利用国资集中化战略把某个产业迅速提高。这与政府发展规划有很大的密切联系，能够迅速带动产业发展。
Ø    行业
老国资主要集中在工业、商业、建筑等行业，新国资主要是开发公司、投资公司（包括高科技投资公司）。
Ø    产权结构
原来的国资是要由单一走向多元化，新国资可以继续保持单一，发挥国资集中化战略，与当地方展密切度更大。因此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必要，可以实现国资集中化。
三、新国资的新功能
1、强化政府调控能力——直接服务与政府规划
国有企业的作用是意识形态上的，以公有制为基础。那么西方为什么要有国资，主要是为了政府调空经济。但如果老是办钢铁等企业，如何调控，但新国资以服务为主，可以通过政府的管理与当地的需求结合就可以调空经济。
2、改善产业发展基础——直接服务于重点产业
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国资可以迅速的进行投资，比如开发区政府创新。
3、优化市场竞争环境——避免与民争利
“铁本”事件的时候，大家都有疑虑，为什么国资办就可以开，民营就不能开，既然是重复建设，那就应该砍掉，这中间就有一个很难解决的与民争利的问题。
4、增强国资盈利能力——注重长期收益
新国资长远收益很好，比如做物流地产，会展地产，如果这个产业有前途，发展起来马上就可以转手出去，再寻找新的产业投资。新国资更加注重长期收益。
四、新国资发展的意义——引领国资战略性调整
1、突破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争论不休难以操作的观点
对于传统国资争论不休，中央也没有明确过，实际操作也很困难。如果把现有资产向新国资转移，就突破了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调整就有方向了，而不只是强调退。
2、突破保值增值为目标盲目做强做大搞内部循环的做法
原来过于强调做大做强，但是成功的不多。原来资产收益率下降，现在新的在上升，就很清楚该怎么调整。不应该是将目光停留在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做文章，而是应该集中在，我们的发展应该在企业的哪一个发展环节立足于国资对产业发展做贡献这个角度。
3、突破就国资论国资逐渐脱离地区主流经济发展的格局
国资可以实现完全调整的很难，比如做钢铁的企业很难向其他产业转移，如果说要搞知识经济不搞钢铁了，但是作为国有企业，没有办法把一个钢铁厂一下弄没了。只能是如果我们有了新国资，才能和地方经济相结合发展，这是一个大的突破，肯定会引领下一轮国资调整的发展。
大家看到了现在掌管新国资的领导人升迁很快，而这一部分国资的发展以后必然也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专家发言二：上海接下来15年的路究竟该怎样走？
专家：杨建文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上海市工商联（商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专家、上海市国有资产规划投资委员会常任委员。
主要内容：
感谢天强公司提供了这样一个考虑问题和探讨问题的机会。“上海今后15年的路究竟应该怎样走？”这个题目是几个月以前韩正同志提出的，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又似乎具有了一些新的体会。这需要前瞻性思考，需要新的战略性研究。现在至少应该考虑，上海“十七大”后的上海发展道路，已经后世博时期的上海持续发展道路。
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并不代表我们已经有结果了，目前还处于一个研究的过程中，可能还带有很强的探索特征。今天所讲的观点仅仅是个人想法，与所在机构没有关系。
从上海的发展来看，90年启动浦东开发，93年启动国资改革，高速增长，持续发展，总体上比较顺利。但回过头看，还有地方值得反思，需要重视。
1、    上海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走的是典型的城市经营型发展道路。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政府主导型的发展非常有效，但短期的有效是以牺牲长期活力为成本。政府直接考虑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就形成城市经营型发展，这种发展也非常有效，但政府层面的绩效是以扭曲市场关系为代价的。在这个发展平台上，政（府）企（业）合一或是官商互动是常态。
政府作为发展的主体，对城市的各种资源进行尽可能的有效配置，再通过现有资源吸收整合其他资源，包括外资和民资，共同推进上海的城市发展。从浦东开发开放到去年是15年，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模式推进的。我不是说这种模式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有效性，而是强调：这种发展模式的有效性很高，因而才有了连续14年的两位数增长，但同时，这种发展模式的风险性也很高，一旦在发展思路和发展决策上出了偏差，就会出大问题，缺少防范机制和制约手段。
至于在当前，在今后的一段时期，这种发展模式是否继续有效？如果有效，如何尽可能降低成本代价，尽可能防范风险？至少要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如果无效了，怎么改，改成什么状况？这些问题其实现在都需要认真研究，冷静思索。
2、    新一轮国资改革能否突破取决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上海的国资问题同样应该在这个框架下来理解，来思考。在政府主导型的城市经营模式下，国资是政府手中很重要的一块资源，或者讲一个工具。通过这个资源吸引其他社会资源，通过搞活自己本身搞好社会经济。1993年上海国资改革启动，2002年是一个时间节点，随后的动作很大，政府主导型的特征更明显。
国资发展模式是上海发展模式的派生物，国资模式改变的前提，是上海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改变。而上海发展模式的转变，又取决于上海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环境条件的变化。因此，我们绝对不要把过去、现在上海国资国企的改革看作是终极模式。经济发展产生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如果发展本身的需要发生了变化，相应的制度又要发生新的调整。
国资国企的进一步改革，如果要有新的突破的话，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前提，尤其对于上海来说，更是这样。去年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率先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国务院要求的第一条。而今年4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时候，所提出的要求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最后一条。
至于国资国企发展模式或改革模式，目前有学者提出，应该将终极所有权与产权（包含支配权、管理权）分离。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就有可能意味着突破性发展。是不是有可能做到？可能性是存在的，条件是否充分，不好说。之所以讲可能性存在，主要是WTO的规则以及我们政府的承诺，都要求政企分开。企业就是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要应该按照同一市场准则来经营，政府应一视同仁，跟谁投资的没关系，企业就要按照一个原则进行。
目前的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已经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这就需要对整体改革有整体的考虑。计委和体改委合并后，体制改革的设计和推进功能归并于发改委，这样的体制安排值得推敲。深圳已经恢复了体改半，对这一轮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3、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
对于上海国资而言，增长方式转变、管理制度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应该是同步的，是互动的。上海原先发展工业很有经验，也做得不错，但同时也产生了思维惯性，产生了路径依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项目投资，放在科技创新。我不是说核心技术开发、自主知识产权不重要，但如果将之最最重要的，最最主要的，那就偏了，潜意识里还是把上海看成是工业城市。
这种发展思路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中央要求上海加强服务全国，希望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要“短腿”。服务全国应该是上海城市服务功能的体现，城市服务功能的产业载体是现代服务业，因此，中央领导的这两个要求也可以集中到一点，那就是上海经济从制造业为向服务业为主的转型。第二，WTO过渡期主要保护的是现代服务业，过渡期结束后，服务业外资会有一个集中进入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服务业外资的进入，可能与我们的服务业之间产生磨擦、碰撞、冲击，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最终结果是提升我们服务业的整体质量和层次，如同前些年制造业外资进入时一样。
如果上述两点成立的话，那么，对于上海今后的发展而言，应该通过开放促进改革，通过改革促进发展，通过发展调整结构，通过结构体现功能。这就需要我们调整发展理念，调整发展思路，调整发展战略。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不能偏废。上海的国际大都市建设是战略目标，现有的国际大都市，如伦敦，如纽约，如东京，没有一个是靠核心技术发展起来的。
如果考虑到今后一段时期上海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上海国资现在就应该作好战略性调整的准备，不仅如此，而且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其中包括布局结构的调整和管理方式的调整。我们不能用以往发展工业的方式来发展现代服务业，仅仅靠投资，靠开发区，靠政府出面分分合合。实际上，无论哪个方面，我们的准备都是很不充分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国资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问题，目前一个国资的监督功能，一个管理功能，都集中在国资委。在过渡时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长远来看，监督功能与管理功能不应该集中于一个行为主体。这样就缺少制衡，裁判员、运动员，甚至再加上教练员，集于一身，无论与公与私，都是有害无益的。管理国资企业，就应该采用跨国公司架构，监督功能应该外在化，防止或纠正已经出现的新的内部人控制。